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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些内容，管仲讲得很明白。

    宋应星说道：“世易时移，《管子》的经济之法，放到如今有些已经过时，某些则讲得有所缺漏。比之先秦，今时百业兴旺，便是那偏远乡村，百姓也用钱币购买货物。还有地权之利，西班牙从那墨西哥，运来无数白银到中国。墨西哥的地利，通过商业贸易，也能为中国所用。”

    吴应箕点头道：“确实。”

    宋应星又说：“管仲理财治国，主张节用裕民。这自是对的，可他节用以礼、裕民以政。道理大致是对的，但需要稍微改一下。”

    “是要改改。”吴应箕说道。

    管仲的“裕民以政”，内容为：轻收农税，平收商税，限制商贾数量，谨慎征用徭役，保证农业生产。

    赵瀚的治国理念，跟这套法子大致相同。但没有限制商贾数量，反而在鼓励工商业发展。

    管仲的“节用以礼”，表面是讲天子、诸侯、大夫该穿什么衣服，实际是在讲国家的行政开支。不要设立不干事儿的官职，也不要乱封没必要的爵位，宋明两代明显违背了管仲思想。宋代冗官一大堆，明代宗室一大窝。

    但管仲的有些方法，明显已经过时。

    比如管仲说，政府可以亲自下场做生意，必然搞得市场冷清。市场冷清了，商人就会变少，农业劳动力就充足。农业繁荣，国家税收就不缺了。

    这明显是因为当时生产力低下，所以必须保证农业劳动力，必须抑制商人群体的数量。

    突然，宋应星对朱慈炤说：“我曾读过一本《盱江文集》，也不知这里有没有，你去找一找看。”

    朱慈炤问：“这本《盱江文集》，是哪朝的书籍？”

    “宋代。”宋应星说。

    朱慈炤立即行动，很快就找到了，但已经被蛀得不成样子。

    宋应星对吴应箕说：“此书有《富国策》。”

    吴应箕好奇翻阅，当场便读起来。

    第一篇，讲治国需要钱财，官员不要忌讳言利。第二篇，抑制土地兼并。第五篇，抑制僧道数量。第七篇，论述义仓制度。第三、第八篇，论述货币。第四、第六、第九、第十篇，论述工商业。

    作者李觏，在讨论土地问题时，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角度出发，认为土地兼并破坏了劳动力（农民）与生产资料（土地）的紧密结合。所以，肯定会阻碍农业生产。

    论述货币时，又谈到通货膨胀、通货紧缩的问题，认为物价太高或太低都对百姓不利。另外，谷贱伤农，谷贵也会伤农。

    论述工商业时，把工商业从业者分为三类：富商巨贾、富裕工商业者、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。（李觏认为，从事奢侈品生产流通的工商业者是“游民”，应该进行打击，让他们去做正事。）

    “此真大儒也！”吴应箕看完之后感叹。

    李觏当然是北宋大儒，曾巩是他的学生，王安石是他的朋友。他能去太学教书，还是范仲淹多次推荐的。

    范仲淹新政，王安石变法，或多或少的，都受到李觏的一些经济思想影响。

    宋应星说道：“我国自古著书立说，都高屋建瓴。我却听说钦天院那边，采纳欧洲学者的想法，反其道而行之。把一个大的东西，细分到不能再分，去研究这些小的细节。我们研究经济学问，是否也可以这么做呢？”

    使节团从欧洲回来之后，带回了笛卡尔的思想，钦天院对此一致赞同，如今已确立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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